Una mirada católica a la actualidad

米拉·格洛达瓦«在菲律宾,教会渴望与穷人同在。»

来自菲律宾的米拉·格洛达瓦 (Mila Glodava) 一直与她的教区神父以及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的社会牧灵研究所合作,在她的国家推行共同责任制。.

帕洛玛·洛佩兹·坎波斯

25 de 3 月 de 2023

菲律宾负有共同责任
迭戈·扎尔比迪亚和米拉·格洛达瓦

米拉·格洛达瓦刚刚从教区牧师的岗位上退休,以便继续在菲律宾从事共同责任方面的传教工作,并参与慈善基金会的工作。2019年,她协调组织了首届亚太地区共同责任会议。 菲律宾 并由以下机构共同赞助: 国际天主教管理委员会 以及社会牧灵研究所。.

米拉曾任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圣文森特·德·保罗教区的联合责任主任,自2014年起担任该教区的通讯和联合责任主任。此前,她曾在科罗拉多州森特尼尔市圣托马斯·莫尔教区担任该职务超过25年。在她与安德鲁牧师的领导下,该教区荣获多项奖项,其中包括2007年的托马斯·墨菲大主教奖。.

自2002年以来,菲律宾人米拉一直与安德鲁以及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下属的社会牧灵研究所合作,致力于在菲律宾推行共同责任制。2009年,她与安德鲁合著了一本书,名为《“将奉献精神融入生活方式:天主教教区完整指南”,由 我们的星期日访客.

米拉拥有马尼拉圣巴勃罗大学的教育学学位,并在服务多年后,于 2015 年在奥古斯丁学院完成了神学硕士学位。“ 她来自丹佛。她和丈夫马克育有两个孩子和四个孙辈。.

什么特质造就了最慷慨的人?

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快乐的人。他们散发着积极的能量,以自信和希望面对问题。他们也深感上帝对他们的恩赐无比珍贵,并对所拥有的诸多福分心怀感激:生命、健康、信仰、家庭、教育、工作、朋友、美丽的自然造物,以及其他许多美好的事物。.

牧师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的会众变得更加慷慨?

简而言之:他本人必须慷慨!详细来说:他必须率先付出!教友们会以本堂神父的慷慨为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神父收入不高。他们以身作则。教宗圣保禄六世在他的 福音书 他在第41节写道:«现代人更愿意听从见证人的话,而不是教师的话;如果他听从教师的话,那是因为教师本身就是见证人。» 当然,他也必须明白,他所提供的一切都源于对上帝赐予的无数恩典的感恩。.

如果一位教区神父尚未在其教区内推行共同责任制,我建议他这样做。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其牧函中指出:“管家职分:门徒的回应”根据美国天主教主教团(USCCB,1992)的说法,正如其名称所示,共同责任是指门徒对跟随耶稣的邀请以及普世成圣召唤的回应。因此,共同责任远不止于捐献金钱和慷慨解囊。.

忙碌的父母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孩子共同承担责任,成为负责任的门徒?

首先,爱我们的孩子是成为负责任的门徒的最佳途径,也是以身作则教导他们的最佳方式,尤其要教导他们感恩和慷慨的美德。你能教给孩子的一个重要功课就是要对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尤其是在这个不断驱使我们追求欲望的世界里。我曾在不同国家的讲座中多次提到,«共同承担责任是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对上帝无数恩典的感恩之举。».

信徒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培养共同责任感?

我相信,祈祷和圣餐(意为“感恩”)是培养共同责任感的最佳途径。因此,在丹佛圣托马斯·莫尔堂区,我们教授共同责任感模式时,非常强调要从祈祷和敬拜开始,为上帝留出时间,从而与上帝建立更深厚、更充满爱的关系。有了这份爱,就不必过于担心如何为上帝做美好的事。这一点在夫妻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彼此付出,正是出于彼此的爱。.

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我至今仍记得儿子放学后,我等他回家时,他一个充满爱意的举动。他下了校车,看到前院里长着一朵美丽的黄色蒲公英——其实它是一种野草。他摘了一朵递给我,说:“妈妈,我爱你!” 还有谁比耶稣基督更能体现爱呢?他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和安德鲁·肯伯林合著了《将共同责任融入生活:天主教教区综合指南》(《我们的主日访客》,2009年),他常说:“他(耶稣基督)偿还了他不欠的债,因为我们欠下了我们无力偿还的债。”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报他呢?那就是奉献我们的时间、才能和财物,以此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您在共同承担责任方面有哪些最佳经验?

我最深刻的共同责任体验就是我自己的皈依经历。共同责任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因为我不仅对此知之甚少,而且也从未真正实践过。然而,如果你了解我的性格,就会知道我喜欢接受挑战。虽然我们当时用了“共同责任”这个词,但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增加奉献款。而且,我还是个学习者! 盖洛普优势识别器 (一项了解我们才能的调查) 她表示,学习实际上是她最大的优势。因此,她决心更多地了解共同责任。. 

1989年,共同责任制在美国教会中并不普遍。事实上,美国天主教主教们直到1992年才撰写了我之前提到的关于共同责任制的牧函。当有人邀请我在牧函发表前审阅时,我无法接受,因为我觉得自己缺乏必要的经验。.

尽管如此,也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举措,但极其罕见。此外,所有可查阅的文献都出自新教徒之手。然而,当时所有这些支持足以让我启动这个项目,而成果也足以让我们年复一年地坚持下去,并将其发展成今天的规模。.

然而,直到1991年,我才真正体会到共同承担责任的生活方式,这并非得益于任何一位神父,而是因为一位教友——琼·哈珀。在为我们的通讯撰写她的故事时,我感到圣灵在我心中激起了某种感悟。琼的皈依故事让我意识到,尽管我自出生起就是天主教徒,但我并没有把上帝放在我生活的首位。我也意识到,对我而言,给予是一种炫耀自己拥有可以分享之物的骄傲行为,而不是对上帝赐予我的一切表达感恩。.

那时候,我们并不富裕。虽然我和马克都工作,但钱却总是入不敷出。让我重新思考我们生活方式的是琼引用的玛拉基书3章10节:«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殿里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我曾多次听过这节经文,但从未认真思考过,也从未真正理解过它的含义。耶稣受魔鬼试探时,不是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吗?(马太福音 4:7)但这一次,我的理解却截然不同。神要我试探他。他是在挑战我奉献十分之一。.

晚饭后,我回到家,把吉恩的故事读给马克听。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听,但当我建议«我们必须放手一搏»——把我们最好的、最先得到的奉献给上帝时,他并没有拒绝。我们照做了。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自从我们开始承担共同责任以来,生活中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困难呢?恰恰相反。在我们50年的婚姻生活中,马克至少被解雇过四次。我可以肯定地说,靠教会员工的薪水生活非常艰难(尽管我必须承认,言行一致的安德鲁神父会根据职责调整教区的薪水)。.

然而,199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因为我们当时才刚刚开始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马克失业后,我们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否应该继续向教会和几个我们选定的慈善机构奉献我们明知数额可观的款项?我们决定继续奉献,但我们必须重新评估生活中的优先事项,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你猜怎么着?祂真的做到了。马克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在五年找不到本专业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上帝确实供应了我们的一切所需。我们不仅有饭吃,还清了房贷,孩子们也有衣服穿,而且他们也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的确如此:«上帝的慷慨无人能及。».

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结婚五十多年后,上帝以无数种方式祝福了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克尔斯滕和凯文以及他们的配偶为我们带来的四个孙辈。当然,上帝赐予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但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举。.

为什么共同责任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常常将共同责任与金钱或筹款联系起来。这源于早期倡导者,甚至包括最近的倡导者,都只在想要增加弥撒捐款时才使用这个词。事实上,我们在圣托马斯·莫尔堂(我的教区)开始推行共同责任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捐款额正在下降。好消息是,我们并没有止步于增加捐款的需要。我们持续投入时间、才能和资源,不断拥抱和发展共同责任。这意味着金钱只占共同责任计划的三分之一。.

在安德鲁·肯伯林担任牧师期间,我们强调祈祷的时间,而不是将其与天赋挂钩。我们也加入了对信仰、圣召和土地的共同责任,使金钱仅占圣托马斯·莫尔共同责任模式的六分之一。这些方面实际上与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SCCB)在其牧函中的核心信息更为契合。事实上,主教们也阐述了我们如何成为教会(信仰)的管家、圣召的管家和受造物(土地)的管家。.

共同责任制对教区有何影响?

——让我来介绍一位客观的观察者,卢西亚诺·皮利神父,他是一位菲律宾神父,奉因凡塔教区主教胡利奥·拉巴延(Julio X. Labayen, OCD)的指示,访问了圣托马斯·莫尔堂区。2000年,我在一次神职人员会议上随意提及了我在圣托马斯·莫尔堂区担任传播与共同责任主任的工作。拉巴延主教对此很感兴趣,想更多地了解我的工作。因此,皮利神父与其他神职人员和修会成员一起访问了圣托马斯·莫尔堂区。.

«皮利说:»我们在安德鲁·肯伯林领导的圣托马斯·莫尔堂区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堂区,其教会模式成功地将共同责任的灵性融入到教会团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祈祷生活、生态环境、圣召、志愿服务、财务、领导力以及礼仪和圣事生活。他们以范式转变为指导:需要付出,而不是需要付出。«.

我完全同意皮利的观点。圣托马斯·莫罗教堂是一个祈祷、欢迎、服务、奉献和庆祝的团体,他们渴望了解、践行和分享信仰。教友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他们随时准备«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去传扬福音。更重要的是,皮利认为共同的责任是穷人教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在他们采纳了«新的教会模式——门徒团体——穷人教会»之后就显而易见了。.

一位神父参加了我们2003年举办的首届«穷人教会的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他听到了共同责任的信息,并欣然接受,随后与他的教友们分享。教友们也热情地接受了这一信息并积极响应。他的榜样激励了其他堂区和越来越多的教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无法忽视的运动。.

因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最终在2021年通过了《共同责任牧灵训令》,并设立了共同责任办公室。该训令还指出,菲律宾教会已准备好尝试改变沿用五百年的圣事施行收费或津贴制度。自菲律宾第二次全体会议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尝试,但始终未能找到替代先前收取的资金来源。只有在堂区乃至教区层面推行共同责任制度后,他们才得以取代这种传统的教会支持方式。. 

共同责任与共议制有何关系?

我理解的共议性是指教会通过«共融、参与和使命»实现更新。它以聆听、判断和基层行动为指导。毫无疑问,共同责任和共议性有其共通之处。我仅举一个在菲律宾教会中正在发生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切。.

为庆祝基督教诞生500周年,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CBCP)发布了一份…… 关于共同责任的牧灵指导 这为菲律宾教会寻求复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然而,这一切始于1991年,当时第二届菲律宾全体会议(PCPII)宣布菲律宾教会应该:

  1. 成为门徒团体;;
  2. 成为穷人的教会;;
  3. 致力于全面福音传播。.

换句话说,菲律宾教会渴望成为«一种新的教会模式,一个服务于穷人的教会»。圣若望二十三世在1962年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使用了这句话。因凡塔教区主教拉巴延和亚洲主教团于1975年采纳了这句话,1991年,菲律宾第二届大公会议宣布:“我们追随主的道路,选择成为穷人的教会。».

然而,十年后,在2001年全国教会复兴牧灵咨询会议上,对教会作为«穷人教会»的进展情况进行评估时,却引发了相互矛盾的批评。一些人不愿自称为«穷人教会»,也不愿与之有任何瓜葛。另一些人则不愿用«穷人教会»的模式取代«基督教世界»的模式。还有一些人,例如拉巴延主教,他因关爱穷人而被指责为共产主义者,却渴望后一种模式,并采取措施将其变为现实。尽管历经数年,拉巴延主教关于«穷人教会»模式的倡议开始获得支持。我与拉巴延主教的积极合作也源于此。.

2002年,拉巴延主教深入探讨了共同责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正是在此过程中,聆听、判断和行动显得至关重要。拉巴延主教聆听、判断并实践了共同责任对于“穷人教会»(一种全新的教会存在方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他将自己对共同责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解分享给了其他主教,而剩下的故事,正如人们常说的,就成了历史。.

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CBCP)关于共同责任的牧灵宣言承诺了三件事:1)致力于共同责任灵修方面的教育、培育和教理讲授;2)尽快在各教区推行具体的共同责任方案,以取代«会费»;3)组建支持团队,协助各教区实施共同责任方案。这要求很高。然而,主教们履行承诺的决心是切实的。2021年7月,CBCP履行了第三项承诺,设立了主教共同责任办公室,现任主任主教是布罗德里克·帕比洛(Broderick Pabillo),他曾任马尼拉总教区辅理主教,现任泰泰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共同责任办公室也致力于履行第一个承诺,并立即开始为各教区举办虚拟研讨会,该研讨会一直持续到今天。.

事实上,共同责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带来了个人转变,也带来了结构性转变,尤其是在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

前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林加延-达古潘总教区总主教索克拉底·维勒加斯是众多在其教区推行共同责任制的教区主教之一。他的教区用«Pananabangan»(共同责任)一词代替了«co-responsibility»(共同责任)。他认为,人们可以«勇敢地慷慨奉献,而无需回到旧制度,也无需恐惧»。他的教区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可行的架构,以建立更专业的体系,并与教友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使他们成为教会生活和使命中积极参与的成员»。总而言之,他表示«教会不会……” 扑克 有了«pananabangan»,教会将更具可信度、更具预言性、更像基督。.

此外,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CBCP)采用了«乐于奉献«这无疑受到了共同责任信息的影响。菲律宾教会500年前所领受的基督教果实如今已成熟,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信仰的恩赐,从而实现《菲律宾教会宪章第二版》(PCPII)的第三点——整体福传。这实际上正是共议制的精髓:«共融、参与和使命»。”.

共同责任制能否在远离美国的其他国家扎根?

——对此我毫不怀疑。然而,当我第一次将共同责任的信息带给因凡塔教区,并最终带给整个菲律宾教会时,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明显。.

孩子们能教会我们什么关于共同责任的道理?

——当然!在圣托马斯·莫尔教堂,我们不仅提倡儿童奉献,而且还开始将祭坛献给…… 孩子们 在奉献环节,年龄较大的孩子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奉献,而年龄较小的孩子则通常把父母的礼物放进奉献箱。孩子们的奉献会存入一个专门的慈善账户,然后分配给孩子们在老师、教理老师或青年领袖的帮助下研究出的慈善机构。大多数时候,孩子们都想帮助穷人,尤其是贫困儿童。久而久之,那些原本没有定期奉献的父母也开始效仿孩子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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