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被称为«世纪审判»，甚至是«贝丘试验«事实上，自去年七月以来梵蒂冈发生的事情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这并非世纪审判，因为仔细研读指控，即便罪名成立，也仅仅揭露了一些挪用公款和欺诈行为，绝非什么惊天罪行。这也不是贝丘审判，因为被指控在其担任国务秘书处代理总务官期间所作所为的枢机主教安杰洛·贝丘，仅牵涉到部分指控，而非最重要的指控。”.
伦敦的公寓和贝丘教区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场去年七月在梵蒂冈开始的审判呢？审判的核心问题是…… 美国国务院投资伦敦一处豪华房产. 最初，这项投资受托于 经纪人 意大利人法布里齐奥·明乔内。然后，由于对投资回报不满意，国务秘书处转向了其他方面。 经纪人 詹路易吉·托尔齐保留了该物业的1000股股份，但这些股份却是唯一拥有投票权的股份，实际上他完全控制了该物业。最终，国务秘书处决定接管该建筑，并与托尔齐断绝了所有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指控。贝丘枢机主教被控挪用公款，因为他担任国务卿助理期间，涉嫌将国务卿办公室的资金转给了他所在的奥齐耶里教区的明爱会（该教区会长是他的兄弟），以及与该教区有关联的SPES合作社。枢机主教还被控«雇佣»顾问塞西莉亚·马罗尼亚进行调解活动（并且，正如已披露的那样，她还支付赎金以解救在苏丹被绑架的塞西莉亚·纳尔瓦埃斯修女），最后还被控«受贿»，即向国务卿办公室前行政主管阿尔贝托·佩拉斯卡主教施压，要求其改变针对他的证词。.
当然，这些指控目前都尚未得到证实，预计审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审判至少涵盖三个调查方向：一是国务秘书处对伦敦房产的投资；二是贝丘枢机主教涉嫌挪用公款；三是他与情报顾问塞西莉亚·马罗尼亚的关系。.
理解审判的三大关键点
同样，要理解梵蒂冈审判，有三个关键方面，而最重要的方面甚至与金钱无关。.
第一个问题是程序性的。此次调查源于梵蒂冈审计长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是在所谓的«梵蒂冈银行»——宗教事务研究所的所长提出投诉后发布的。.
这一事件被反复引用，作为教宗方济各推行的金融改革行之有效的有力例证。然而，这些指控实际上恰恰暴露了梵蒂冈司法体系的脆弱性。.
这些指控引发了对金融信息管理局和国务秘书处的调查。这两个机构是圣座下属的独立机构。金融信息管理局与卷入调查的国外类似机构交换情报并保持国际合作，因为一些属于外国和主权实体的文件也被查获。由于金融信息管理局无法监管国务秘书处的运作，只能监管其金融交易，因此这些调查不仅造成了轻微的挫折，还可能阻碍了对伦敦大楼案审判至关重要的调查。.
国务秘书处在财政上完全独立。它并非像其他任何部门一样，也不可能是，因为它是教宗的秘书处，代表着教廷。如果一个拥有充足财政资源的主权机构决定进行投资，这是否构成犯罪？而糟糕的投资是否也构成犯罪？
此次调查的处理方式最终削弱了教会的管理机构，教皇还剥夺了该机构的财政自主权。.
梵蒂冈法律体系
第二点涉及梵蒂冈的法律体系。教宗方济各曾以四份亲笔诏书干预调查，其中一些诏书甚至中止了程序权利。这给圣座带来了难题。梵蒂冈城国实际上是一个拥有自身法律的国家，一个教宗是最高法官和立法者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然而，圣座恪守条约，并在国际场合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因此，为了维护圣座的权威，教宗从未过度干预司法事务。此外，梵蒂冈城国的行政管理权也委托给一位总督和一个枢机主教委员会。.
通过这些训令，教宗方济各完成了对圣座的«梵蒂冈化»，颠覆了以往国家服务于圣座而非圣座服务于国家的传统模式。如果被指控者随后向欧洲法院提起人权侵犯诉讼，这可能会产生国际影响。这并非不可能。.
财务问题
最后，还有财务方面的问题。无需赘述细节，只需知道国务秘书处认为这项投资有利可图，甚至想要重新掌控。如今真相大白，一切行动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失去这项被认为有利可图的投资，而且教皇也知情。梵蒂冈法院自己也承认，教皇当时就在场，亲眼目睹了中间人詹路易吉·托尔齐离职的谈判过程。.
因此，托尔齐是否犯有敲诈勒索罪将见分晓，而一直强调自己是在职权范围内行事的贝丘枢机主教的角色也将得到明确界定。.
还将看看代理秘书毛罗·卡利诺主教（原名安杰洛·贝丘，现名埃德加·佩尼亚·帕拉）的证词会如何发展；他透露，IOR主任马米也受到了审查，而马米正是发起调查的人。.
此外，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初同意向国务秘书处提供贷款，以帮助其重新控制伦敦大楼，然后又出人意料地拒绝了，甚至导致了主任的投诉。.
是否存在腐败，是否存在任何不合理的措施，仍有待观察。然而，这一过程的实施方式也可能给与国际伙伴的关系带来问题。因此，在教廷治理之后，教廷自身的信誉将受到损害。这些问题在当前的讨论中或许被忽视了，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