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残酷战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流离失所者，被摧毁的城镇，以及越来越可怕的武器继续屠杀无辜民众的疯狂行径，如今已是一个不断重演的故事，而人类似乎永远不愿意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近期所有以和平之名发出的声音中，有一位似乎真正关心和平本身，即便他对和平的关注程度可能超过了对天然气、武器销售或制裁的关注。我们说的正是教宗方济各。.
事实上，在众多世界领导人中，教宗自冲突伊始便努力与冲突双方保持开放的外交渠道，并以切实行动践行这一努力：亲自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大使馆，启用两国的宗座大使馆，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并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领袖）进行对话，其中包括莫斯科宗主教区主教长基里尔。面对基里尔试图以凯撒教皇式的姿态为其国家对乌克兰的侵略政策辩护（尤其是在教宗与基里尔主教那次著名的视频双边会晤中），教宗（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教宗»一词的词源：桥梁的建造者）反复强调，神职人员的职责是宣扬基督，而非偏袒或反对任何世俗政权。在撰写本文时，即 2022 年 5 月 6 日，方济各在接见促进基督徒合一宗座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与会者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他谴责了乌克兰«残酷而无意义»的战争，并宣布“面对这种野蛮行径，我们重申了对团结的渴望，并宣扬福音，福音能够解除人们面对军队时的武装”。.
然而，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都对教皇在当前冲突中没有公开采取亲乌克兰立场提出了批评。.
然而，弗朗西斯的做法与他的前任，特别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做法一脉相承，无论是在叙利亚战争还是最近的缅甸抗议活动中，都体现了这一点。他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平、团结和社会正义的价值观，不分国界、种族或宗教。因此，他积极开展对话，寻求与所有政府建立关系，无论其信条或意识形态如何。这也体现在多边主义的理念中，即对各方保持等距（或许用“等距”更为恰当）。.
实际上，这一切与二战期间在位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从未公开谴责希特勒，尽管他延续了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一世曾以通谕《忧虑的忧虑》强烈谴责纳粹主义）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严厉反对政策，并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干预纳粹政策，特别是1942年的圣诞文告以及同意宣读由荷兰主教会议撰写的著名牧函《我们生活在大苦难的时代》。该牧函于1942年7月26日在荷兰所有教堂宣读（希特勒下令逮捕并驱逐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这些人此前一直幸免于他的暴行，例如圣艾迪特·施泰因和圣十字架的圣特蕾莎·本笃）。.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也同样有趣，因为天主教会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绝非次要，如果我们考虑到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数十亿人，不仅包括受洗者，还包括个人、国家、超国家组织等法律主体，而这些主体与天主教徒所信奉的信仰毫无关系。.
对外交和国际认可的必要性
圣座外交继承了千年传统，使教皇成为现代国家间关系的先驱，并在两个特殊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保护基督徒，特别是天主教徒；另一方面，促进正义、和平和维护人权的价值观：其东方政策，特别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的东方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
这项务实的政策，其动力源自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63 年的通谕《和平于世》（教宗在通谕中解释说，世界和平是一个理想，必须通过与所有«善意»的人民进行对话与合作来追求，即使是那些持有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的人民），也将影响保罗六世之后圣座的国际政策。.
在此，有必要对圣座和梵蒂冈城国做出本质区别：前者构成教宗对天主教信徒（根据 2019 年《教会统计年鉴》，约有 13.45 亿人）的抽象主权，即没有明确界定的领土，但得到所有国际组织的承认；后者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 44 公顷），其唯一职能是根据 1929 年《拉特兰条约》的设立，为圣座的活动提供物质和法律支持，包括保护其文化、艺术和宗教遗产。.
圣座与国际政治
因此，宗座是天主教会的最高权威，由教宗（即教宗）和罗马教廷管理，罗马教廷由国务卿领导，国务卿在教宗的授权下担任外交使团的首脑。由于其特殊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的是圣座，而非梵蒂冈城国，而这些关系需要庞大的机构架构。.
教廷外交官员、宗座大使以及代表教廷在国际上活动的平信徒，几乎来自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他们都在梵蒂冈外交政策学院——宗座教会学院接受培训。.
与公民社会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教会的生存和独立，以及其特定职能的履行（与中央权威保持联系的自由；主教和神父的行动自由和问责制；所有人的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如果缺乏这些基本条件，通常不会建立外交关系（例如目前与中国、不丹、阿富汗、朝鲜和马尔代夫的情况）。.
圣座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外交网络。事实上，它与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的183个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拥有常驻观察员地位，但并非正式成员国，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在国际事务中选择完全中立的精神力量。.
约翰·保罗二世及其国际政策
在分析圣座在国际政治中的多边主义概念时，约翰·保罗二世的国际政策无疑是最值得考虑的，因为它涵盖的时间范围非常广泛，并证实了圣座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多重目标。事实上，若望保禄二世的教宗任期不仅以其漫长的时间（27年）为特征，而且还以其众多重大事件为特征，例如与共产主义政权（特别是波兰（他的祖国））的长期争端、冷战的结束和柏林墙的倒塌、1994年承认以色列并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多次尝试与中国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南斯拉夫解体、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历史性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使梵蒂冈的外交陷入严重困境，并导致梵蒂冈在1992年直接介入此事，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传统天主教国家的独立。.
鉴于其与当前问题的相似性，值得一提的案例包括菲律宾。1981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菲律宾，当时由海梅·辛枢机主教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与当今缅甸的情况非常相似）最终导致马科斯于1986年流亡。古巴也是如此。1998年，教宗明确重申了他对美国实施的禁运和制裁的反对，这些禁运和制裁已经扼杀了古巴的经济长达35年。他批评其他国家对古巴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并指责这些措施如同对待伊拉克或塞尔维亚（类似于当今的俄罗斯）一样，只会伤害无辜的平民，而没有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
最后，我们想提及两个特殊案例。在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期内，以及在若望二十三世作为美国和苏联之间调解人介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圣座尤其积极地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局势：第一个案例是，沃伊蒂瓦及其代表，特别是驻阿根廷宗座大使，成功避免了1984年智利和阿根廷之间因比格尔海峡主权问题而即将发生的冲突；第二个案例是，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国际危机期间，圣座外交部门与法国、德国、俄罗斯、比利时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协调行动，以防止武装冲突，若望保禄二世甚至派遣宗座大使前往华盛顿会见老布什，表达教宗对入侵这个中东国家的完全反对，而不幸的是，入侵最终还是发生了。.
所有这些例子都与最近的事件和问题（缅甸、叙利亚、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及其后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使我们能够将教宗方济各的国际政策及其多边主义，或者说他对国际冲突各方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视为完全符合圣座外交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