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年半前，当新冠肺炎病例开始出现时，内罗毕一家报纸周一早晨的头条新闻，用粗体字报道了前一天五旬节派信徒在户外举行的一场拥挤的聚会，标题赫然写着«死亡的使者»。自那以后，教堂和清真寺要么完全关闭，要么只开放三分之一的容量。宗教仪式改为线上直播。去年，学校关闭了数月之久。这意味着天主教学校的学生无法接受圣礼和宗教教育。相反，他们更多地接触到了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其中一些内容相当有害——的确，社交媒体在非洲城市中心的普及程度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广泛。.
如果一切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年轻人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教堂充满兴趣和热情吗？
与欧洲或美洲不同，那里的教会一直对信徒开放，而非洲自使徒时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开放-关闭-开放-关闭的状态，但在这两千年来，教会始终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保持着信仰之光的燃烧。.
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提醒我们的那样 非洲教会 （30-37），其起源可以追溯到福音传道者圣马可，尽管面临压力和伊斯兰教的扩张，他们仍然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留下了繁荣的社群，直到今天，在努比亚（今苏丹）也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
第二阶段发生在15世纪末、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人远航探索西海岸，并在如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王国——这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这段历史在18世纪终结。而在东海岸，方济·沙勿略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曾在此主持弥撒，蒙巴萨的300名非洲和葡萄牙殉道者也在此殉难，他们的殉难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这又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与此同时，第一批荷兰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也抵达好望角定居。.
最后一个篇章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一股巨大的传教浪潮涌入非洲大陆内陆，其影响至今犹存。如今，传教士的涌入几乎停止，教会不仅掌握在当地神职人员手中，非洲还向高度世俗化的欧洲输出神职人员，填补空缺的教区。.
现在的问题是：教会能否抵挡住席卷非洲的世俗化寒风？这股寒风最初席卷主要城市中心，然后很快蔓延到其他所有地方。
非洲人口年轻且充满好奇心，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新奇的电子产品和科技产品充满兴趣，这使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并驾齐驱，甚至希望超越他们。然而，社交媒体的内容超出了父母（即使是最好的父母）的掌控范围，可能会削弱父母传授给孩子的价值观和智慧；再加上同龄人的压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近30年前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要警惕«各种物质主义的诱惑、某种世俗化以及媒体传播的大量缺乏批判性的思想所引起的知识分子骚动»。.
2015年11月28日，教宗方济各在乌干达坎帕拉会见青年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唤醒了青年的良知，告诫他们不要害怕逆潮流而行，不要屈服于与非洲文化最深层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乌干达的殉道者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现代媒体的滥用？在现代媒体中，年轻人接触到扭曲的性观念和形象，这些观念和形象贬低了人的尊严，导致悲伤和空虚。
然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非洲充满信心。在《非洲教会》第42号通谕中，他赞扬非洲人«深厚的宗教情怀，一种神圣感……»（非洲哲学家和神学家，如新教徒约翰·姆比蒂和已故的查尔斯·尼亚米蒂神父，都曾分析并赞扬过这种情怀）。教宗继续说道：«……对造物主上帝和精神世界存在的认知。罪恶的现实，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深深地存在于这些民族的意识之中，他们也同样需要净化和赎罪的仪式。».
在新冠疫情改变一切之前，非洲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出国旅行，接触并熟悉其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在社交媒体上了解这些信息。那么现在他们呢？他们是否受到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或者，一旦他们停止四处漂泊，常识、父母和大家庭的压力以及生活经验能否帮助他们重回正轨？
或许一个小故事能给我们一些线索。肯尼亚无神论者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将一切交给了继任者，然后加入了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团体，因为他意识到这才是他一直以来真正归属的地方！
